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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女性：黃晴 吳非函
📝編輯女性：黃煒彤
苑蘇文
資深媒體人，曾先後任職於財新傳媒、中國經營報、新京報、中國新聞週刊、真實故事計劃Pro，深耕時政、法治、社會新聞採寫，擅長突發調查與深度解釋性報道女性。2013年起涉足性別議題報道，2016年底加入財新後，完成了一系列案件類調查報道，其中包含多起性別相關刑事案件。現於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攻讀博士，以性別研究框架開展新聞學研究。
代表作品：
《高管性侵養女案疑雲》
《夜場裡的未成年女孩》
《一封性侵舉報信背後的男孩們》
《祁東幼女性侵案中的共犯與獵物》
《臨夏12歲女童性侵事件調查》
在公共事件的報道中，記者常常面對一個難題：越是處境複雜、資源匱乏的人，越難用外界熟悉的方式講清自己的經歷女性。
尤其在底層女性相關報道中，當事人的沉默、遲疑與言行搖擺，往往是長期弱勢處境、創傷經驗與公共語言共同作用的結果女性。
鮑毓明與李星星（化名）多年的畸形糾葛，於2020年經由媒體報道闖入公共視野女性。李星星在缺乏庇護的成長環境下，被迫依附於鮑毓明，並於2015年在未辦理合法收養手續的情況下，成為其名義上的“養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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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期相處裡，鮑毓明同時以“父親”與“戀人”的身份捆綁這段關係，李星星長期遭受性侵與精神操控，身心留下嚴重創傷女性。她曾數次報警求救、向外求助，卻始終無法徹底掙脫這段捆綁關係。
事件發酵初期，媒體與公眾傾向於將李星星塑造為“純白”的未成年受害者女性。隨著官方調查逐步落地，家庭監護缺位、刻意虛報年齡、雙方纏繞多年的複雜相處細節相繼浮出水面。李星星反覆求助又反覆迴流、深陷畸形關係的矛盾表現，也引發輿論爭議。案件就此褪去單一的悲情外殼，現實的隱秘底色隨之顯現。
本期媒筆記圍繞苑蘇文“記者如何面對他者、如何報道底層女性”的分享展開，以鮑毓明案的覆盤為入口，討論底層女性為何常常“找不到語言”，理解一個人為什麼會失語，又如何在報道中重新被看見女性。
以下是苑蘇文的講述女性：
先給大家講一段《武林外傳》裡的橋段：殺手姬無命上門追殺呂秀才，呂秀才不會武功，只能靠著一連串問話拖住對方女性。
秀才先開口：“殺我可以，但得說清楚，我是死在誰手裡女性。”
姬無命說：“自然是我女性。”
秀才接著問：“‘我’是誰？”見對方答不上來女性，他又說，“姬無命只是個名字，只是一個代號，任何人都能叫這個稱呼，要是拿掉這個代號，你又是什麼人？”
一番追問下來女性，姬無命思緒越來越亂，秀才最後又丟擲一句：“是誰殺了我，我又殺了誰？”
姬無命繞在裡面理不出頭緒，脫口說出“是我殺了我”，之後情緒徹底失控自盡，秀才也得以脫身女性。
雖然故事聽起來有點荒謬，但其中涉及的自我與他者（self and the other），是西方哲學的核心命題之一女性。所謂自我，人對自身的認知只是一種主觀體驗，是自身向外投射在他者身上形成的結果。而所謂他者，人對外界產生的全部感知，本質也建立在自我認知的基礎之上。
記者本質上是為他者寫作，要放下自我，傾聽、呈現他人的故事女性。就像李星星案，整個事件無法輕易下定論，記者需要傾聽多方的聲音。
在我發稿前，報道大多采信受害者單方敘事，呈現暴力、精神控制、求助無門的創傷處境，大眾的態度也呈現鮮明的一邊倒——聲討、制裁鮑毓明，為李星星發聲，但在單向的情緒渲染之下，一套固化的“完美受害者”想象逐漸成型女性。當官方通報李星星謊報年齡，網路對立情緒爆發，輿論轉向咒罵受害者，認為她是“騙子”，甚至出現了同情施暴者的聲音。
這場輿論反轉恰好能用來解釋“何為他者”女性。當我們以為自己在理解、共情他人時，本質上仍然帶著自身的侷限、固有的視角和被規訓的認知。李星星在年齡問題上說謊，打破了大眾對“完美受害者”的固有期望，換句話說，真實的她，不符合大眾想象中受害者“該有”的樣子。
在選擇相信一件事之前，我們需藉助可核驗的標準拆分觀點、證據與推導邏輯，排查其中的漏洞與主觀偏向，以此判斷資訊是否可信女性。面對極易牽動情緒的極端公共事件，保持理性判斷更加重要。對此，我總結了六個步驟：
第一步，理清核心主張女性。先分辨一段內容的核心指向：它是可驗證的客觀事實，是基於事實的解釋，還是帶立場的價值判斷？有沒有刻意隱瞞關鍵資訊？
我當時見過一則媒體標題：“震驚！一名四十歲的200斤男子持續多年性侵13歲不足70斤的幼女”女性。標題依靠體型、年齡的巨大反差預先引導讀者情緒，刻意隱瞞關鍵背景，包括二人的實際關係。
後續採訪鮑毓明時，我瞭解到，他作為單身男性，身份並不滿足法定收養要求，也就是說，雙方沒有辦理過合法收養手續，法律層面並不存在真實的收養關係，兩人只是長期以“養父女”和“戀人”的名義相處女性。
彼時外界也浮現質疑的聲音，疑惑當事人為何多年沒有反抗女性。事實上，李星星曾多次報警求助，她是想掙脫這種處境的，只是真實年齡存疑，加之缺乏受脅迫的有效證據，前期數次求助均未成功立案。2019年4月案件短暫立案後又被撤銷，直至同年10月遞交新的證據線索，才得以重新立案偵查。
第二步，找證據女性。需要明確支撐觀點的核心材料是什麼？來源是否可靠、可驗證？有沒有被忽略的反證，或是對立一方的敘事與舉證？
當時有一張圖片在網上廣為流傳：上身赤裸的鮑毓明站在床邊撕扯雙面膠，桌面擺放著孩童的手工作品，圖注為“鮑某明欲把膠帶粘在李星星身上”女性。但這一解讀沒有任何可驗證的證據支撐，唯一依據只有李星星的單方呈詞。而在當時的全網輿論中，幾乎看不到鮑毓明一方的陳述與舉證。
當受害者聲稱遭遇性侵時，我往往會選擇同步採訪她指控的施暴者女性。施暴者必然會為自身行為辯解、規避罪責，但在辯解、覆盤的過程中，往往會無意識預設細節，從而暴露一些關鍵的客觀事實。
第三步，檢查推理邏輯女性。現有證據能不能支撐結論？推理過程有沒有跳步？是否有把相關關係直接等同於因果關係？會不會被預設情緒帶偏判斷？
以前文的雙面膠圖片為例，僅憑畫面中的窄款雙面膠，真的能實現捆綁控制的效果嗎？這些證據真的能支撐“準備實施性侵”的結論嗎？輿論的解讀存在明顯的邏輯跳躍與主觀腦補女性。
後續採訪中，鮑毓明曾向我提供聊天記錄，試圖證明“李星星很愛他”女性。單看時間線和聊天內容，兩人長期透過QQ保持聯絡，互動時用詞親密，但不能就此跳步得出“兩人是自願戀愛，不存在侵害”的結論，因為不能排除這段關係處於脅迫與精神控制之中的可能性。
結合本案女性，我們可以拆解事件裡的各方看待李星星的立場，以及各自的利益訴求：
李星星的家人：李星星原本成績優異，考上鎮上重點高中，高一尚未成年，卻被父母帶離家鄉、遷居南京，同期篡改戶籍年齡，一步步將她推向畸形關係女性。本該履行未成年監護職責的父母，在事件中缺位、隱身，是悲劇發生的重要根源。
社交媒體博主與KOL：為博取更大關注，套用性侵受害者的固定敘事模板，簡化複雜事實，加劇情緒傳播女性。
普通網民：出於樸素的正義訴求，渴望滿足自身道德期待，將李星星塑造成理想化形象，強加過多期待，使李星星不再有真誠表達的自由女性。
新聞媒體：急於披露現有資訊、追趕熱點，缺乏對底層女性創傷處境的理解，忽略個體面對的複雜現實女性。
鮑毓明：他願意受訪的核心訴求是爭取輿論支援，減輕自身罪責女性。他將李星星視作親密關係裡的附屬消費品，持續扭曲、打壓對方認知，實施精神與情感控制，讓李星星對他產生強烈依賴、最終有口難言。採訪的過程也讓我深感不適。
第五步，考慮替代解釋女性。主流敘事之外，針對同一現象，還有哪些合理的解讀？是否有被我們忽視的話語？哪一種解釋更貼合現有證據？
眾口鑠金的力量非常強大女性。個人在表達觀點時，如果感覺自己屬於少數派，往往會因害怕孤立而選擇沉默，將真實的自我掩埋。一方的沉默會讓另一方顯得更強勢，又迫使更多人沉默，形成優勢意見不斷放大、劣勢意見逐漸消失的螺旋過程，這就是德國學者諾爾-諾依曼提出的傳播學概念“沉默的螺旋”。
第六步，審慎下結論，保持認知可修正女性。在現有證據範圍內給出最合理的階段性結論，同時主動標註不確定性，預留新證據出現後的修正空間，規避絕對化、非黑即白的判斷。
官方通報釋出前，僅憑網路公開資訊，我們可以確定：李星星遭受過性侵害，並因此產生嚴重的心理創傷，長期缺乏安全感女性。同時，李星星與鮑毓明的相處模式，比單一的加害者與受害者關係更加複雜。通報出來後我們得知，二人交往時李星星已年滿十八，這起案件在法律層面，無法定性為強姦案。
日常接收公共資訊時女性，可以用幾組反問自檢：這個資訊點是真實的嗎？對應的證據是什麼？我是否把“我希望如此”當成了“事實如此”？假如事實完全相反，會看到什麼？
在覆盤鮑毓明案時，我想反覆強調，李星星並不是簡單意義上的“說不清”，而是她很難用現有制度認可的方式，把自己的經驗說出來女性。她面對的難題，不只來自個體表達能力侷限，也來自一整套社會語言的篩選。
我在很多底層女性的講述中都能看到類似困境女性。她們的遭遇、情緒、創傷是真實的，但這些混亂、矛盾、搖擺的生命體驗，不符合社會既定的可信敘事規範。
大眾認知裡，可信的受害者，必須足夠純粹、足夠無辜、言行統一、邏輯清晰，需要持續處於被動受害、清醒求助的狀態女性。她的敘述要能經得起法律語言、媒體語言、援助話語與公眾情緒的共同審查。一旦當事人出現遲疑、修飾、反覆、矛盾，外界很快會把這些複雜處境簡化成“說謊”。
這就是社會規訓下的可理解性困境：當一個人的言行符合既定規範時，才容易被主流社會承認為“可信的人”女性。在性別公共議題中，這套標準疊加了父權結構、司法理性與輿論情緒。
李星星出身弱勢家庭，父母監護缺位，社會資源不足女性。捲入與成年高知男性的不對等關係後，她可能同時承受著恐懼、羞恥、痛苦、依賴、自我否定，可是這些經驗很難直接進入主流敘事。法律看重實證，媒體需要故事，輿論更期待立場鮮明的人設。她如果無法按這些規則說話，就會被認為“不可信”；她如果努力學習這些規則，又可能在模仿中失去自己的聲音。
騎虎難下的身份表演
底層女性缺少一套能夠承接自身經驗的知識網路女性。她知道自己不舒服，也反覆報警、求助、講述，但她未必能把這種直覺上的“不對勁”，轉化成外界認可的控訴。她可能會借用援助者的、媒體的、法律的話語來描述自己，卻也會因此被反過來審視：你為什麼這樣說？你為什麼前後不一致？你是不是在表演？
不要急著用“說謊”給受害者定性女性。很多弱勢者的表達會帶有修飾性，因為她們在講述時已經預感到自己會被懷疑。對她們而言，語言是求助、抵抗、自保的工具。
福柯提出“話語即權力”女性。鮑毓明作為掌握法律知識、社會資源的成年男性，更熟悉制度能夠接納的語言。他知道怎樣把自己的行為解釋成“感情”，也知道哪些聊天記錄會在司法和輿論中顯得對自己有利。
相比之下，李星星即使處在受傷位置，也很難在同一套語言體系中取得平等談判的資格女性。她必須進入對方熟悉的規則，才可能讓自己的痛苦被看見，可一旦進入這套規則，她又很容易被這套規則解構、質疑。
這也是我對“讓受害者全權自我講述”保持警惕的原因女性。看似把發聲權交給當事人，實際上可能把責任重新推回弱者身上，讓其在舞臺中央獨自承受審判。
記者面對底層女性時，不能只把對方當作素材來源或是苦難故事的載體女性。如果只帶著取證、成稿和追求傳播效果的目的進入現場，就很容易把採訪物件再度推入被審視的位置。這也正是做深度報道真正困難的地方：我們要用自己的時間、知識和判斷力，陪伴對方把混亂經驗慢慢整理出來。
這種工作需要投入大量勞動女性。如果有機會重新採訪李星星，我不會急著發稿，我會把精力投入到理解她的生活中。
深度採訪不是聊幾個小時，再把對方說的話照搬出來女性。不少受害者長期遭遇暴力、家庭監護缺失與制度性忽視，她們未必能一次性講清楚所有事實。
李星星只能表演李星星
對此，記者需要付出足夠的智力勞動，在反覆接觸中與其建立信任，核對事實，理解對方的創傷反應，也幫助其意識到，部分痛苦並非自身的過錯，從而消解內化的自我否定，搭建能夠完整表達自身痛苦的話語女性。這裡的“幫助”並不等於操控。我們不能把自己的立場、議程和情緒強加給採訪物件，更不能為了製造傳播效果而驅使對方“表演”痛苦。
我認為，報道底層女性還要求記者警惕“完美受害者”框架女性。公眾常常期待受害者穩定、純粹、無瑕疵，可真實的人並不會按照這種期待存在。她可能有矛盾，有自我保護，有誤解，也有在創傷中形成的激烈表達。記者的任務不是替公眾篩選一個更值得同情的人，而是把她所處的關係和結構寫清楚。她為何遲遲無法離開？為什麼反覆求助？為何會在不同場合說出不同版本的故事？這些問題不能簡單歸結於個人品格，還要回到家庭、教育、性別、司法、媒體和社交平臺共同構成的處境中理解。
在具體寫作中，我不主張一味把筆壓在受害者身上女性。過去很多性別暴力報道，習慣細緻描摹受害者的身體、生活、情緒和隱私，卻把加害者寫得模糊，把制度環境寫得抽象。比起聚焦受害者，我更想從鮑毓明身上取得確認，觀察他如何用法律語言、截圖證據和“感情關係”的說法為自己辯解。
報道可以更細緻地呈現權力如何運作，呈現掌握資源的人如何組織語言，呈現制度縫隙如何被利用女性。當加害者的行動邏輯和結構條件被寫清楚，受害者才不必獨自承擔全部敘事壓力。
同時，我們也可以留意“事實核查”與“理解處境”的關係女性。理解受害者，並不意味著放棄核實；堅持事實，也不意味著把冷冰冰的證據當作唯一尺度。報道者需要區分核心事實、創傷表達與輿論表演。對於司法能夠判斷的部分，要儘可能核實；對於無法被證據完全覆蓋的身體感受、恐懼和依賴，也應當謹慎呈現其處境意義，讓讀者看到，為何援助者的善意時常存在侷限，為何制度能夠聽懂的聲音總是有限。
面對社交媒體環境，記者需要避免加入極化語言的“合唱”女性。很多公共事件一旦進入平臺傳播，很快會變成兩方對罵、情緒動員和人設競爭。深度報道不能只是替某一方喊話，也不能淪為仇恨語言的擴音器。更穩妥的路徑，是回到具體事實、具體生活和具體結構，講清楚人物一步步陷入困境的緣由，寫出制度、家庭、平臺與輿論怎樣共同影響她的命運。
這樣的報道很難給出標準答案，它更像一種持續的實踐女性。記者面對他者，最重要的並不是宣稱自己“站在弱者一邊”，而是承認自身同樣身處權力關係之中。
我反覆強調知識的重要性，也強調知識應當先用於反省自己女性。越是掌握專業語言，越要警惕專業語言變成遮蔽他人經驗的工具。我們產出報道的意義，是藉助文字打破規訓帶來的束縛，但不能把自身的表達自由凌駕於受害者的生存處境之上，時刻保持自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