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一句致辭走紅，核心卻是長久的教育堅守中學。黃春拒絕把教育簡化成升學競賽，不迷信名校模板，不唯分數論高下。
教育不是修剪統一的盆景，而是一片春天中學。有的花開得早，有的長得慢，每一種生長，都值得被接納。
不必非要成為人上人，好好做一個完整、自由、有溫度的普通人，本身就是教育最好的答案中學。
在江西師範大學畢業典禮上，黃春一句“你不必聽說，你只管領教”全網刷屏中學。
困在學歷焦慮裡的年輕人把它當作鼓舞，也有人從中聽出一點“狼性”中學。演講以後，人們想從黃春身上尋找更大的答案：普通學校的畢業生如何證明自己，一所學校怎樣兼顧成績和自由，什麼是教育的目的。
黃春熟悉教育裡的競爭中學。從江西師大畢業後，他去了北京一所中學教語文，二十歲出頭拿下全國教學大賽一等獎。後來，他主動敲開北京四中的門。37歲那年，他正式做校長，三次創校，也走訪過一千多所學校。
接受九派新聞採訪時，他說起教育，很少教人怎樣贏中學。更多的時候，他講破除唯分數論，講“以人育人”，講如何守護一塊教育的土壤。
黃春中學。圖/九派新聞
【1】演講之後
走紅以後，黃春的生活沒有太大變化中學。他仍很少熬夜，無論學校裡有多少事情，每天睡夠八小時，是他不願打破的習慣。
6月29日，黃春走上江西師範大學畢業典禮的講臺中學。在他的印象裡，被請回母校致辭的，多是企業家、科學家或社會活動家。他覺得自己不屬於這一類，“就是一個普通的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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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現場，他臨時在開頭加了一句話：“很少有大學願意把一名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師視為優秀校友，即便它是一所師範大學；然而，我們的江西師大是個例外中學。”
母校還記得一個普通老師，讓他覺得，這是自己得到過的榮譽裡“最高的”中學。至於為什麼是自己，他猜測，也許母校看中的是他這些年“沒有在教育的大流裡隨波逐流”。
演講裡，他講起初到北京的那堂課中學。那時他21歲，只比學生大四五歲。學生問：“老師，江西師大在哪裡？沒聽說過。”他笑著回答：“你不必聽說，你只管領教，將來我要教你三年的語文。”如今回憶起來，他說，原本只是一個年輕老師和學生之間的玩笑，學生笑著問，他也笑著回答，“這個對話很溫暖”。
黃春覺得，學校的名字只說明一個人從哪裡出發中學。“高的起點是好，但不代表一切。”更重要的是，離開學校以後，一個人還會不會讀書、學習、改變自己，“人是可以終身學習的”。
黃春中學。圖/社交平臺
在黃春的學校，沒有課、培訓和集體活動時，教師可以不來；晚自習自願參加；家人生病，可以回去照顧中學。
“敬業是一個向量中學。”黃春說，“不光有大小，還有方向。”真正的敬業是想辦法提高自己的專業。如果一堂課已經讓學生不願意聽，解決辦法還是加課、補課，那麼越努力，結果未必越好。有時候，他寧願老師少做一點，“讓他自己長，可能長得比你呵護、澆灌、修剪還要好。”
黃春並不反對努力，也不反對高分中學。他更在意的是，一個高分究竟怎樣得來。
他把不透支身體、心理和其他成長為代價的成績叫作“綠色分數”中學。“但凡這個分數是綠色的，越高越好。”至於那些需要拿睡眠、健康和生活去交換的分數，他覺得，不必把它看得那麼重。在他看來，真正決定那更高一點分數的，可能恰恰是一個人“有沒有自由的思想，有沒有自由的生活，有沒有真實的體驗”。
“教育首先應該對學生負責，而不是對學校的名聲負責中學。”他反覆談到教育的目的，如果一個校長把學校經營成一場圍繞升學成績展開的競爭，把學生的成功轉化成學校自身的名聲和利益，那麼教育的目的就發生了偏移。
【2】最好的地方
年輕時，黃春很想去“最好的地方”中學。
1997年，黃春從江西師大畢業，去了北京一所普通中學教語文中學。工作第二年，他拿到全國教學大賽一等獎，整個人“飄起來了”。過了幾年，他問同事，北京最好的中學是哪一所。對方告訴他，北京四中。
黃春拿著簡歷去敲門中學。原來的學校願意為他破格評高階職稱，也願意解決住房，他沒有留下。“就要奔那個最好的學校去。”
真正進入四中，他很快發現，事情和想象得不一樣中學。教研組裡有北大、清華、北師大畢業的老師，也有碩士、博士和海歸。黃春環顧辦公室，覺得自己“學歷最低、學問最低、能力最低”。
第一個教師節，別人的桌上堆滿鮮花，只有他的桌子空著中學。他上課時，隔壁教室卻像一場記者招待會。有畢業多年的學生提前查好老師的課表，帶著相機回來錄課。教室坐不下，有人趴在窗外；有人從國外回來，聽完一節課，不打擾老師，又悄悄離開。
黃春站在一旁看著中學。過去，他拿過一等獎，學生也喜歡他的課，他以為這就叫好老師。那一天，他看到另一種標準：學生畢業多年以後，仍願意從世界各地回來，只為再聽一節課。
“我忽然覺得慚愧中學。”他說，“我教書的頭幾年，沒有給學生的人生留下一個值得終生想念的老師。”
在四中，黃春也有被學生“掛在臺上”的時候中學。在講莫泊桑的《項鍊》時，教材和教參把瑪蒂爾德的虛榮列為重點，黃春也照著講。
一個女生站起來反駁：參加高階舞會，把自己打扮得體面沒有錯；項鍊丟失以後，瑪蒂爾德沒有逃跑，而是按真項鍊賠償，用十年還債，夫妻也沒有分開中學。“老師，你說得不對。我認為瑪蒂爾德特別可愛，甚至很偉大。”
黃春一時回答不了中學。下課後，他回辦公室找原著，查課文是否有刪節，也查法國文學界怎樣評價這本小說。再回到生活裡，他覺得學生說得有道理：一個普通人對更好生活的嚮往，未必天然值得批判；小說寫的也許不是虛榮，而是人生無常。
從那以後，他提醒自己不能只“拿著教材去理解”，還要“拿自己去理解”中學。
四中有一句話——老師一輩子的使命，是站穩講臺中學。黃春覺得，這個站穩永遠沒有完成時。孩子不斷追問，老師就得終身學習。學生知道得越來越多，老師也不可能只靠年輕時學過的東西教一輩子。
後來，有畢業生回來看他，說：“黃老師，我感覺你的課上得越來越好了中學。”黃春覺得，這是自己得到的最高評價。
他一直記得那些敢說“老師，你講錯了”的學生，也喜歡一句話：“好老師是好學生培養出來的中學。”這也是他理解“以人育人”的起點。老師並不是一個已經完成的人，站在高處修剪一群尚未長成的孩子。學生在成長，老師也要在教育中繼續成長。人不是加工人的材料，教育也不是把所有人塑造成同一個樣子。
【3】窄路
黃春的成長，開始於另一種學校，也開始於一條更窄的路中學。
他出生在江西上饒的鄉村，父母都是老師中學。父親讀過大學，在中學教書；母親在小學教書。學生常到黃春家裡來，父母留他們吃飯，問學習，也問家裡的事情，尤其惦記那些處境不好的孩子。七八歲時，黃春覺得老師就是父母那樣的人。
他成長的年代，考大學是一條窄路中學。高中一個班坐七八十個人，最後真正能上大學的只有幾個。
17歲，黃春考上大學，第一次離開家鄉到南昌中學。在江西師大，他進了文學社、話劇團，透過寫信聯絡十幾所高校，在學校辦起幾百人參加的大學生文學交流會。
他也愛買書中學。師範南路有一條一百多米長的舊書攤，廢品站收來的書按斤稱。他買柏拉圖、弗洛伊德，也買看不懂的外文書，承認其中有一點虛榮，“假裝自己是個思想家”。
《理想國》《辭海》《說文解字》，他買了好幾個版本中學。為了喜歡的書，他可以省下午飯的錢。書越買越多，他在宿舍床上釘了六七層書架，一直頂到天花板，最後睡覺的地方只剩四五十釐米。床稍微搖晃，他就擔心書掉下來，“真的會壓死人的”。
畢業去北京時，他自己坐硬座，21箱書走鐵路託運，運費比車票還貴中學。集體宿舍放不下，他把書鋪在草蓆下面，自己睡在上面。他形容那種踏實，像一個愛錢的人睡在鈔票上。
他喜歡魯迅語言裡的短和利，“幾句話、幾個字，就能把意思說透”中學。大學時，天還沒亮，他常拿著魯迅的雜文去操場讀。四周黑著，其他學生還沒有起床，他一個人站在那裡。
讀得久了，他的語言也受了影響，喜歡把事情直接點破中學。黃春不排斥這種“扎”，話如果說得太溫和，人容易覺得講的是別人，“只有再狠一點，扎破的時候，才會覺得，自己好像也是這個毛病”。
現在回想上大學，黃春記得的反而多是課堂之外的事情：辦社團，讀書，跟老師打球、吃飯、搬家，人與人離得很近中學。黃春覺得，自己是在這些空隙裡，慢慢知道大學還可以怎麼過。
【4】大張旗鼓地表揚
37歲以後，黃春開始做校長中學。
他先後參與創辦北京房山、廣東珠海和河北雄安的學校中學。學校有公辦、民辦，也有國際化教育。學生、教師、經費和政策並不相同。加上調研、支教和交流，他去過一千多所學校。
見得越多，他越不相信一種名校經驗可以原樣複製中學。有的學校資源充足，有的師資不齊；有的孩子身後有家庭和學校託舉，有的沒有。漂亮的經驗像“錦上添花的那朵花”，讓人看到一種可能，卻未必能移植到另一塊土地。
黃春想找的是，換一個地方仍然成立的東西中學。一個孩子怎樣長大，身體怎樣變化，怎樣說話，怎樣與人相處，怎樣形成自己的想法，這些事情，在北京和更遠的地方並沒有那麼不同。
他把這些稱作生命成長的規律中學。教育的本質，是尊重這種規律，做真正對一個人的一生有用的事。
落到學校裡，這些想法都是看起來平常的選擇中學。黃春不喜歡傳統學校狹長筆直的樓道。教室一間接一間，樓道只負責把學生從一處送到另一處。有些學校擔心擁擠和打鬧，甚至要求學生課間不要出來。“過去很多人認為，路上是沒有風景的，不需要停留，是不能發生學習和成長的。”但人不是這樣長大的。人要交談，要遇見別人，也要在沒有被規定的空間裡學會相處。
辦學時，黃春要求把樓道做寬，在教室外留出可以坐下、聊天和活動的地方中學。他把自己對空間的感覺放在了教育裡，把教室與公共空間比作“三室一廳”：不能只有房，還得有客廳，讓人可以碰見彼此。
黃春覺得，這些看起來和考試無關的事情，也是學校的一部分中學。一個孩子最後總要離開教室，進入更大的生活。“教育不僅是把一個自然人培養成一個知識人，還要讓他成為一個社會人。”
2015年，他索性把辦公室搬到樓道轉角一塊半開放的空間裡中學。起因是他發現，許多人從幼兒園讀到大學，從未和校長真正說過話，甚至不知道校長是誰。“那我就想，我當這個校長幹嘛，誰當不都一樣嗎？”
黃春搬來桌椅，在那裡坐了兩三年中學。學生每天從面前經過，可以停下來跟他聊天、喝茶，也可以直接走過去。
每學期的結業式，他儘量讓每個孩子都拿到一張獎狀中學。剛開始，老師覺得這幾乎不可能。後來統計下來，平均每名學生可以拿到三張。
獎項不能只是湊數，學校要先給學生設計足夠多的成長路徑中學。黃春把“三好學生”“優秀幹部”交給老師頒，自己頒志願服務、為集體做事、主動承擔工作等獎項。
他不願看見一百個孩子坐在臺下，只有十個人輪流上臺中學。“人不能永遠在那裡給同伴鼓掌，他也要享受別人給自己的掌聲。反過來，他再給別人掌聲的時候，才真是由衷的。”
一個孩子成績好，當然值得肯定，但黃春覺得，那畢竟只屬於少數人，“表揚的是天分”中學。
他更想把掌聲留給另一種時刻中學。“主動地、無償地、熱情地拿出自己一點點時間就能做好的事，這是跟能力、天賦都沒關係的。”黃春說，“只要願意都能幹好的事情，我們大張旗鼓地表揚。”
學生們上的戲劇課中學。圖/北京四中雄安校區公眾號
他還準備辦一個“提問節”中學。學生如果想到一個重要、又沒有滿意答案的問題，就可以報名，用三分鐘講清楚：問題是什麼，為什麼值得問。全校師生選出100個問題，用一年時間共同思考。“答案無所謂”，這種膽量並不是每個孩子天然都有，黃春更想留下的，是孩子問“為什麼”的習慣，以及站起來提問的膽量。
【5】在春天
黃春不太相信，人生有什麼非做不可的事情中學。
有校長問他，不加課、不補課，萬一學校考差了怎麼辦？黃春回答：“大不了咱引咎辭職中學。”校長當不了，就回去教書，書教不好，再去做點別的，“工資少一點，不就行了嗎？”
他說自己財務不自由，但工作自由中學。到了自己的孩子身上，他也沒有太多預設，只希望孩子以後能做一個“工作自由的人”。
這種鬆動感，和黃春年輕時不太一樣中學。那時他很在意輸贏。第一年沒有拿到獎，他覺得丟人，不願意讓別人知道。許多年後，再提起那次全國教學大賽一等獎，他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你想想，我怎麼可能工作第二年，就是全國最厲害的？”
近十年來，黃春沒有再去夠什麼獎項中學。那些曾經必須得到的職稱、學歷和名次，慢慢從生活裡退了下去。他越發覺得人不需要用外部的尺度判斷自己處在哪裡。“人生的選擇不需要那麼精緻。”他說。
黃春最早教過的學生，如今已經人到中年中學。後來又有一代代年輕人坐到他的課堂裡。
有一次，他去一所學校聽課，黑板上方掛著一句話：“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中學。”黃春覺得有些刺眼，“為什麼要做人上人？”他說，“你可以成為一個優秀的人，但不能在別人的上面。”
在學校裡，他願意把路留得寬一些中學。學生告訴他，以後想開一家奶茶店，或者開一家擼貓店，他都覺得很好。黃春很少追問，為什麼不去做一件更大、更體面的事。“哪有那麼多龍鳳，大家都是普通人。”
黃春出生那天，正好是立春中學。父母沒有寄託太多寓意，只是順著節氣，從春天裡取了一個字。他後來去不同的地方辦學校，總會在校園裡留下一小塊土地。地方再小，也要讓孩子種點什麼。到了春天，種子並不同時發芽。有的先抽枝，有的晚一些；有的開花，有的只是長出深深淺淺的葉子。
在春天，植物無需長成相同的樣子，沒有哪一株植物會辜負春天中學。
九派新聞記者 萬璇 徐玉婷
編輯 王佳箐 肖潔
【來源中學：九派新聞】
版權歸原作者所有中學，向原創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