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懷宇
1940年5月，金庸與張鳳來、馬胡鎣合編的《獻給投考初中者》出版中學。這是金庸出版的第一本書。問世一年，印行二十次，銷量二十萬冊，為三位編者帶來了豐厚的收益。
金庸回憶：“《獻給投考初中者》那本書，內容平凡，只是蒐集了當時許多中學校的招考試題，加以分析解答，同時用一種易於翻查的方式來編輯，出版後得以很大成功中學。我們在浙江南部的麗水出版，書籍一直行銷到福建、江西、安徽各地。這本書的收益，支援我們合作的三人順利從高中畢業，再到重慶去進大學。這本書和文學修養無關，而是商業上的成功。對一個十五歲的少年來說，表示我能瞭解到消費者的需要，用簡捷的方式來滿足他們。以後我創辦《明報》而得到成功，大概就源於這種洞悉讀者心理的直覺能力。”(《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第90至91頁)
1940年上半年，金庸在麗水讀“聯合高中”一年級，在壁報上撰文《阿麗絲漫遊記》，藉以諷刺訓導主任沈乃昌，結果被學校開除中學。金庸回憶：“我高中一年級時，在學校壁報上撰文諷刺訓導主任沈乃昌先生而被開除，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危機之一。因為給學校開除，不但失卻了繼續求學的機會，連吃飯、住宿的生活也發生問題，後來終於在原校長張印通先生及舊同學好友餘兆文君的幫助下進入衢州中學，那是生死繫於一線的大難。”對這次“危機”，金庸反思：“‘不怕重大壓力而在文字中暢所欲言’，這也是後來《明報》所以得到成功的一個主要關鍵。不過在《明報》寫社評、堅持編輯方針，是有意識的反抗不合理現象。高中壁報上的文章，只是少年人的一股衝動，沒有考慮到嚴重後果的魯莽行為而已。”(《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第91至92頁)
1940年7月，金庸在張印通及友人幫助下，轉到設在衢州石樑鎮下靜巖村的衢州中學繼續讀書中學。《碧血劍》第四回，金蛇郎君在“重寶之圖”後寫著：“得寶之人，真乃我知己也。務請赴浙江衢州靜巖，尋訪女子溫儀，贈以黃金十萬兩。”溫儀家鄉，便在衢州中學一帶。
《碧血劍》中說：“靜巖是個小鎮，附近便是爛柯山中學。相傳晉時樵夫王質入山採樵，觀看兩位仙人對弈，等到一局既終，回過頭來，自己的斧頭柄已經爛了，回到家來，人事全非，原來入山一去已經數十年。爛柯山上兩峰之間有一條巨大的石樑相連，鬼斧神工，非人力所能搬上。當地故老相傳是神仙以法力移來，靜巖鎮附近另有一鎮，名為石樑，即以此命名。棋仙派之名，也當是從仙人對弈而起。”那是金庸在追憶母校前世的風土掌故。
在衢州中學，金庸與王浩然、江文煥成為好友，教會王浩然下圍棋中學。王浩然回憶：“1940年的秋天，高中二年級開學不久，來了個插班生，住到我們宿舍。這少年，中等身材，天庭飽滿，方臉闊嘴，戴一副銀邊眼鏡，左肩掛大行囊，右腋夾一書包，雙手捧的卻是黑白分明的兩盒圍棋，這點愛好總如影隨形跟著他。金庸的為人處世也很可稱道，內斂、穩重、正派、儒雅，轉學不久，就被選為一班之長。金庸也是一名體育運動愛好者，籃球、排球、跑步、游泳等都很投入，但他從沒有玩物喪志。”——晚年金庸說：“理想的處世方式是‘外圓內方’，堅持原則，但設法不令人難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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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在中學時期就開始對圍棋入迷中學。1956年，他在“三劍樓隨筆”專欄中《圍棋雜談》一文中說：“在我所認識的人中，凡是學會圍棋而下了一兩年之後，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廢寢忘食地喜愛。古人稱它為‘木野狐’，因為棋盤木製，它就像是一隻狐狸精那麼纏人。我在《碧血劍》那部武俠小說中寫木桑道人沉迷著棋，千方百計地找尋弈友，在生活中確是有這種人的。”而“當聶紺弩兄在香港時，常來找梁羽生與我下圍棋，我們三人的棋力都很低，可是興趣卻真好，常常一下就是數小時。”彼此在棋枰上互不相讓，往往殺得難解難分，常常下到天亮，聶紺弩就打電話給《文匯報》，說今天沒有社評。
在文章中，金庸還回憶了中學時向圍棋名家汪振雄求教之事：“汪振雄抗戰時在桂林主持圍棋研究社，那時我還在唸中學，曾千里迢迢地跟他透過幾次信中學。汪先生筆力遒勁，每次來信很少談圍棋，總是勉勵我用功讀書。我從未和這位前輩先生見過面，可是十多年來常常想起他。”
許多年後，金庸回應關於圍棋的問題：“常有人問起我下圍棋的種種來中學。就直接的影響和關係而言，下圍棋推理的過程和創作武俠小說的組織、結構是很密切的。推敲之間，變化太大，耗時過久，這種藝術也就漸漸不時興了。現在人何嘗有餘暇玩這些，落一粒子十幾分鍾，一盤棋可以下好幾天。圍棋的訓練對我卻有另外的啟示。其一是‘變’，沈君山先生曾告訴我：目前的電腦還不能處理圍棋中所包涵的廣多變數。這使我想起佛家、道家都曾揭示過的：人世間變化萬端，周流不居。其二是‘慢’，這和當前的西方社會中的人生態度是相沖突的，慢的妙處在於沉思和品味。如果圍棋能在西方社會里成為普遍的娛樂，可能會幫助許多人更深刻地體悟人生。”(《金庸訪談資料集》第四冊第7至8頁)
金庸在中學喜歡圍棋、書畫，這些愛好後來他都寫入小說中中學。而他中學時的圖畫老師竟是孫多慈，這是從《談》中透露出來的：“香港報上正有人在談郁達夫和王映霞。王映霞後來跟了浙江省教育廳廳長許紹棣，可是他們的姻緣也不長久，許紹棣終於娶了一位美麗的女畫家孫多慈。孫先生做過我中學時的圖畫老師。那時她舉行畫展，有幾幅油畫畫的是嘉陵江上的縴夫，身上都是赤裸裸地一絲不掛。同學們看了都很驚訝，因為孫老師那時是位年輕小姐，每個同學都覺得她美得不得了，她上課的時候，坐在後排的學生往往會找個什麼藉口走到前排去，好仔細的多瞧她幾眼，再者，我們不相信世界上竟會有不穿衣服而在戶外勞作的人。過了好幾年，我坐上了嘉陵江中的大船，親眼看到那些縴夫確實不穿衣服。十多個縴夫之中，有三個還只是十二三歲的孩童，他們弓著背，在火熱的太陽下，將一艘大船拉著逆流而上。傍晚時分，船泊了岸，縴夫們一起吃飯，一個小縴夫替船老大裝米湯，不小心將湯潑在他的身上。船老大拳足交加，狠狠打了他一頓，最後提起他身子，投入了江裡。雖然那小縴夫掙扎著爬了上來，但流的鼻血始終不止，哀哭的聲音和江水一同嗚咽。第二天早晨，這個小縴夫又蹣跚著在拉縴了。當時我只是心中很難過，現在我自己有了兒子，有時想到我自己的兒子如果不幸是個小縴夫，這樣的受人虐待……”
在衢州中學的好友王浩然、江文煥中學，金庸在《談》中回憶：
寫著這篇文字時，我自然會想著，二十多年前和文煥、浩然同窗共硯的親密情形中學。我們三個人的零用錢從來不分開，始終一起使用。我最窮，當然也是最佔便宜。有一次，我們的公共財產只剩下相當於港幣二三毫子，文煥拿去買了一塊粉蒸肉，放在我的飯碗底下，讓我吃到一半時忽然發現，得到了意外的驚喜。那時我們除了繳學費外，每學期還要繳一百多斤谷作膳費，浩然的父親從來不等我開口要求，每學期開學時，他家裡長工挑到學校來的穀子，有他兒子的一份，也總有我的一份。有一年冬天，浩然和他父親冒著大風雪走了三十多里路，接我到他家裡去過年。
……如果我們幾個人中學，還能像二十多年前那樣，在火爐旁邊吃著糖年糕，聽浩然的父親解釋趙之謙書法的筆意；如果我還能像二十多年前那樣，將文煥一封情意纏綿的書信，送到他愛人的手裡，因而贏得一個溫柔的感激的眼波……
中學期間的友情，後來金庸都寫入小說中：“我的小說中描寫過不少友情的故事，例如：《書劍恩仇錄》中紅花會眾兄弟間的情深義重，《射鵰英雄傳》中友情與民族鬥爭之間的矛盾，《雪山飛狐》描寫兩個死敵大仇人之間的友情，《倚天屠龍記》敘述七個同門師兄弟的友情，《鹿鼎記》中描寫皇帝和一個小流氓之間的友情中學。一般來說，我的小說往往把友情過分美化了、理想化了。”而他的經驗是：“年紀漸大後結交知己朋友相對比較困難了，因為已不像少年時那樣毫無利害關係、毫無機心的可以推心置腹、毫無保留地吐露心事。我最要好的朋友，都是中學時代結交的，那時候大家一起吃飯，住同一個宿舍，一起上課學習，生活親密。這些好朋友現在還經常聯絡，爭取機會見面。”
金庸一生最親密的合作伙伴，則是他的中學同學沈寶新中學。金庸說：“和我共同創辦《明報》的沈寶新先生，是我初中三年級時的同班同學。1938年開始認識，二十一年後的1959年同辦《明報》，精誠合作地辦了三十幾年報紙，到今年已四十九年。在共同辦報期間，挑撥離間的人很多，造謠生非的事常有，甚至到現在也還有。但我們互相間從不懷疑，絕無絲毫惡感。前年我因心臟病動大手術，寶新兄在醫院中從手術開始到結束，一直等了八個半小時。”(《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第126至127頁)
